46岁的他告别股市创业，成为工业巨头。他说：感谢股市崩盘让我一贫如洗

“灾难是上帝给你的礼物。”

文丨华商淘略制作人毕亚军

1987年10月19日，纽约股市一开盘，道琼斯指数就跌落悬崖。最终当天跌幅高达22.62%，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八分之一。几小时内蒸发。

将全部财富投资于股市的杜继川和孙大卫，已经走到了贫困的边缘。

119.54 亿美元，72.17% 的全球市场份额。

这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内存公司金士顿在 2018 年的经营业绩。排名第二的 SMART Modular 收入还不到它的一小部分，只有 8. 39 亿美元。

迄今为止，金士顿已连续16年位居全球行业第一。而其两位老板的净资产早已被评为近500亿元，跻身全球超级富豪之列。

连续16年在瞬息万变的高科技世界中成为领头羊，实属不易。金士顿不仅稳住了领先地位，而且在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也越来越高，显得非常特别。

▲ 金士顿 Predator RGB 是目前金士顿最高端的内存产品线

但它的专长远远超出其卓越的业务表现。

在过去的30多年里，这棵隐藏在聚光灯下的常青科技树，以及它的主人，一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——

它只有 3,000 名员工，在六大洲管理着数百亿美元的业务。换算成2018年营收，相当于每名员工年均产值400万美元，是一家硬件产品公司。

更独特的是它对员工的管理。

除了工厂生产线调度和财务规划，金士顿从不采用MBA或现代管理方法进行KPI考核和管理。它被称为没有“管理”的公司。

“尊重、忠诚、坚韧、正直、有趣”……金士顿的两位老板，追求这些似乎与现代商业和科技世界脱节的价值观和文化，塑造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进入家庭和家庭关系。

上班不打卡，出差鼓励你顺便出差，周末在拉斯维加斯组织夜场表演，没有KPI，鼓励大家不辜负自己……还有人相信制度和管理，他们相信天地良心，相信我对你好，你就会对我好。

他们的梦想是“我在天桥上抽根烟，有人为公司赚钱”。他们相信，只要选对了人，只要能真诚地相信并善待他们，员工就可以梦想成真。真实的。

当公司有200名员工时，他们会给1亿美元分享，公司会不断发展壮大，他们也会继续分享。迄今为止，他们已花费超过5亿美元为员工买房。两位老板总是以热情奖励他们并宣传自己：

“我们是资本主义下的共产主义者。”

这让他们屡次被各种媒体和机构评为“最佳雇主”，但也遭到了深深的质疑。

在公司还小的时候，《洛杉矶时报》的记者曾看到他们的“无所作为”，警告说：你现在可以做，到了2亿美元就做不到了。

后来，金士顿赚了 2 亿美元。记者再次来到公司，发现公司的管理层并没有发生变化。他改口继续警告：这种方法一定不能做到10亿美元。

“我们现在有超过 65 亿美元的年收入，我们仍在管理它，”他们后来告诉记者。记者感叹，世界上没有人敢像他们那样做生意。

他们对合作伙伴的态度也是传奇。

1996年8月，孙正义的软银急于进入硬件行业，以15亿美元收购了金士顿80%的股份。在支付了11亿多美元后，供不应求的孙正义向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寻求帮助，但两位创始人在一分钟内决定：剩下的3亿多美元，不要它。

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，孙正义头脑清醒，决定退出五金行业。1999 年 7 月，两位创始人以 4. 5 亿美元的价格回购了金士顿 80% 的股份。

一个接一个，当初压榨孙正义3亿多美元的两位老板，让孙正义白白赚了近7亿美元。

这两位老板就是在1987年的股市崩盘中破产的杜继川和孙大卫。

股市崩盘前，他们在硅谷成功创办了一家公司，但因为人生目标相当佛系，卖掉了公司，给了他们每人超过100万美元，甚至还筹集了一些钱，交给了交给股票经纪人。投资，开始舒适悠闲的生活。

几近一贫如洗后，40多岁的老人见面喝咖啡，互相安慰鼓励，最终决定从头再来，用他们翻箱倒柜的2000多美元成立金士顿。

后来我采访杜继川时，他回忆起金士顿成立前，他和杜继川开车四处求救的情景：我们在海边开车的时候，夕阳西下，夕阳很美。我们停了下来，沉默了很久，我们几乎同意他向大海和日落喊道：

总有一天我们会赚回来的！

【以下专访金士顿创始人：华商淘路杜继川（摘要）】

问：是什么支持金士顿持续高速增长？

杜：一直以来，我们都在努力不断地“突破”自己。我们从不以保守的心态考虑业务和发展。我们始终强调进步，展望未来，努力抓住新机遇。

我们始终坚持独特而富有吸引力的企业文化，不断投入技术创新，让同事始终拥有最轻松的工作环境，开发最优质、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，获得最佳回报工作。这也是我们不断团结和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
Q：你在德国读书，你是怎么到美国的？

杜：我不是一个好学生。中学在台师大附中，因“涉外”太多，逃学而辍学。不是我不喜欢读书，只是我觉得生活不应该以书为重。正因为如此，我的家人决定把我送到德国，让我一个人走向世界。

在德国学习后，我决定去美国发展。有趣的是，我在德国学的是电气工程，但我在美国做房地产销售，从一开始就不是高科技路。

我的风格一直是从简单的事情开始，然后把它们做好。当时的环境是，在房地产销售领域找到工作更容易且有利可图，而成为技术人员或工程师则更难。

问：您和孙大卫是如何创业的？

杜：我在做房地产销售的时候认识了孙大卫。

他在一家公司担任硬件工程师。他经常对我说：一块主板卖2000美元，但它只卖200美元。这是一大笔钱！很羡慕这个生意利润这么高，赚钱这么好，于是就想了个办法：我们能不能合作，他设计主板，我卖？

我想只要他有信心做一块好主板，我就有信心卖主板。

问：所以你做到了？

杜：是的，孙大卫同意我的想法。我没看错（笑）。我将车库用作公司办公室开始了我的业务，​​并创办了一家销售工作站内存的公司。

我们俩都是工程师，没有制造、成本核算、销售等方面的经验，但我们非常大胆，还在摸索和打广告来吸引客户。两年后，公司被一家电脑公司收购，我们各拿了 100 万美元。

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成功。我们对这一成就有点陶醉。我们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投资股票，开始了接近退休的舒适生活。

Q：股票投资效果不好，所以转投金士顿？

杜：还不错，很糟糕。1987 年 10 月 19 日，美国股市一夜暴跌，我和孙大卫的积蓄花光了。

那一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。原本，我们在经济上是自由的，但我们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。

在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挫折之后，我们决定重新开始。

当时我们看好内存市场，决定继续经营。但当重新开始时，条件已经很艰难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在家里的抽屉里翻来覆去，找不到多少钱，最后我们在车库里找到了将近 2,000 美元，所以我们用这 2,000 美元作为启动金士顿的资本。

Q：金士顿成立以来发展顺利吗？你做了什么来重新站起来？

杜：人们说成功没有捷径。但我认为有。

成功的捷径是知道如何发现市场的潜在需求，并且知道如何利用市场上已有的东西并添加自己的东西来满足需求。这也是我们为金士顿找到的捷径。

我们看到了DRAM市场的潜力，低价大量购买了DRAM芯片，重新设计了封装，然后以模组的形式出售。市场已经验证了我们的判断。DRAM大缺，我们天时地利人和，很快就会取得好成绩。

问：1996年8月，日本软银以15亿美元收购金士顿80%的股份？你为什么要卖掉公司？

杜：其实我和孙大伟都不想卖给他们，但是他们很坚定，很坚持。我们两个，应该说，都不是那种必须立功的人。我们都热爱生活，不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。软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退休并重新享受生活的机会。

另外，我们也在思考DRAM行业波动剧烈，公司规模日益壮大，操作稍有不慎，如何保护员工？软银如此强大和雄心勃勃，应该适合他们经营。因此决定将公司交给日本软银。

问：与此同时，您还免除了软银的 3. 3 亿美元的未偿付款。你怎么这么大方？

杜：当时软银正在艰难扩张，营运资金比较紧张。在交易过程中，他们感到无力支付最后的 3. 3 亿美元。所以他向我们解释了困难，并提出了延期付款的希望。

孙大卫和我相信我们已经收到了超过10亿美元，而且我们已经赚够了。这3.3亿美元可以说是多余的钱，我们不需要为了这笔钱让对方吃亏。

所以我们说，剩下的，我们不想要。

问：但在 1997 年 7 月，您以 4. 5 亿美元买回了股份？

杜：是的。过程充满戏剧性。

软银后来发现收购金士顿是错误的决定。当时他们投资的公司主要是互联网公司，只有金士顿和另一家出版社的属性与其他软银公司有很大不同。

每当软银股价上涨时，市场分析师总会提出这个问题。大家不知道如何定义软银，这也影响了它的估值。

这让他们非常头疼。但他们不想改变金士顿的手，他们只是想让我和孙大卫把金士顿买回来。被他们的诚意感动，我们同意买回公司。

对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价格：一年前我们卖了10亿多美元，现在不到5亿美元买回来，公司这段时间的业绩还在增长。

问：一卖一购，节省了3亿多美元，净利润6亿多美元？我好想知道，这几亿美金在飘来飘去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滋味？

杜：我们曾经一贫如洗，然后经历了财富的起起落落。有一种“一切都过去了，又回来了”的人生体验。这也可能是加强我们的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的一个原因。

David Sun 和我从不为钱争吵，我们做事也不是为了钱。我们很清楚，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重要。

我们一直认为，相比之下，金钱不那么重要。

Q: When you sold your shares to SoftBank, you distributed $100 million to employees, and you were elected as the dream boss in the hearts of Americans many times. 请与员工和管理层分享您的经验？

杜：我们一直把员工当成家人，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管理层。

金士顿视员工为家人，我们始终与您分享利润，以此感谢我们的员工。我们一直认为，快乐的工作环境是取得优异工作绩效的关键，因此我们一直努力营造一个让员工能够快乐工作、享受工作的环境。

金士顿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所有员工对这个“家”都有归属感。在这里，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、讨论和分享。

我们，我们的供应商和客户，就像亲人一样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支持，所以这里看不到市场的阴谋。

说到员工管理，其实金士顿“以人为本”的管理方式并没有跨国、跨文化的差异。例如，我们在欧洲的员工有 25 个国籍。我去欧洲出差，大家一起吃饭，一起八卦。他们都是一样的，不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。

对员工的关怀不会因国籍或地区而异。

但由于文化差异，我们与异地员工之间的管理方式仍会根据文化差异进行调整，让我们充分了解员工的需求，并尽力满足他们。

问：你和孙大卫是公认的黄金组合。你们两个之间有过危机吗？

杜：孙大卫和我彼此信任和尊重。

我们对彼此的信任使我们的关系维持了数十年。尤其是我们的逆境感使我们无法为金钱争吵。但我们会为想法而战。

当我们遇到分歧时，我们会冷静下来，思考，沟通，交换意见，然后达成共识。

David Sun 和我很幸运今天能取得如此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我们认为，创业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。这取决于彼此的优势，而不是挑剔对方的弱点。尤其是两人不要太在意谁贡献多谁贡献少。只有这样，合作才能长久。

Q：在你的记忆中，你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它对你有什么影响？

杜：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，一个德语单词都听不懂。另外，当时的德国非常排外，所以我觉得很忧郁，感觉自己被孤立了。那时，我还在亲戚开的中餐馆打工股灾赚百万亿美元，经常被顾客嘲笑。那些年，我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和温暖。但最终它给了我积极的力量，让我知道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挫折。

Q：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，有什么特别的爱好？

杜：我的工作日程经常排得满满的。业余时间，我喜欢打篮球和打鼓。

在台湾读书的时候，我和同学组成了一个流行音乐团体（Band）。这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学生乐队！也因为对西方音乐有一种说不出的热爱，现在我和一群热爱音乐的朋友组成了“加州梦乐团”，负责打鼓。我们经常在华人社区的慈善筹款活动中进行志愿表演。

问：现在，您如何看待在股市崩盘中一无所有的经历？

杜：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一直觉得1987年10月19日是金士顿真正的生日。如果没有这个节点的出现，我们就不会重启，它背后的故事也会不一样。

1987年，我46岁。一个46岁的人，从百万富翁到有生活费，甚至负债，然后白手起家，并不容易。

我有时也很绝望。谢天谢地，我没有一直沮丧，而是选择了重新开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不得不感谢那场灾难。

46岁让我一贫如洗，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股灾赚百万亿美元，否则，我们也不会被迫束手无策，创造出今天的金士顿。所以，我总是鼓励那些陷入困境的人：

不管有多难，相信自己，不要放弃，向前看。把低谷当作一个转折点，在你的生活中创造一个新的高峰。

一一结束一一

图片来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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